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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纷争,经营停止,要求解散公司,法律支持吗?


  原告刘某诉被告某公司、第三人李某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2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周某、被告委托代理人俞某某、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王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诉称:2004年6月21日,上海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刘某(现用名刘某某)与原告共同组建被告。公司章程约定注册资金为150万元,其中上海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13.33%,原告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20%,刘某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66.67%;股东会定期会议每年6月份召开;公司的执行董事由原告担任,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5年2月1日,刘某和上海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所占公司股份全部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第三人出资120万元,占注册资本80%,原告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20%。之后,因原告和第三人在公司经营管理中产生重大分歧,股东之间遂出现裂痕,继而形成长期冲突,以致被告股东会定期会议持续七年无法召开。公司的经济效益连年滑坡,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008年10月,第三人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此,原告曾明确表示因在外地出差,可能无法准时出席临时股东大会,要求协商延期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此,第三人先是致函原告不予同意,而后又改口提议于2008年12月17日延期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之后,第三人于2009年1月4日委托律师向原告出具了2008年11月17日召开并通过的临时股东会决议:选举第三人为公司的执行董事,更换第三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章程修正案,委托律师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原告遂于2009年1月向法院起诉,后法院依法判决上述股东会决议无效。第三人还于2009年3月向法院起诉,要求原告返还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章、财务章等,但在一审期间,第三人撤诉。2009年12月7日下午,第三人携员进入厂区意图强行接管公司,遭原告拒绝并报警后才平息事态。此后,原告考虑到公司股东利益冲突日益严重,为避免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于2009年12月29日提起诉讼,要求解散公司。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于2010年3月24日达成调解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委托审计机构对被告公司财务进行审计,待审计结果出来后,原告和第三人就原告股权的转让或解散被告事宜另行协商或诉讼。在该调解协议签订后,已经形成了审计报告。2012年1月9日,第三人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将公司执行董事由原告改为第三人)。原告认为,根据调解协议,审计结果出来后,原告和第三人要么就股权转让要么就公司解散进行协商或诉讼,因为三方对被告经营不善的现实是认可的,对被告的解散和股权重组来解决。现第三人故意拖延解决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故原告起诉要求解散被告公司。审理中,原告还表示,除针对解散公司议题同意召开股东大会之外,不同意就其他议题召开股东大会。

  被告某公司辩称:同意原告所述的事实,被告公司确实因为股东之间的纠纷,导致经营停止,现在也无经营场所,也无人员,公司已经名存实亡。故同意解散公司。

  第三人李某某称:一、据知,原告下落不明,不知去向,故怀疑本案诉讼的真实性及委托代理人的合法性。且原告也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公章也系原告掌控,现虽对被告委托书上加盖的被告公章没有异议,在原告下落不明的情况下,第三人也怀疑盖章行为的合法性。二、第三人自2008年10月起多次要求召开股东大会,原告作为被告的执行董事,有义务按照章程的规定召集股东大会,现原告不但不依法定期召集股东大会,对第三人的提议亦置之不理,还横加阻挠,致使股东大会无法召开,过错明显在于原告。三、原告实际控制被告的业务、财务,公司盈亏均由原告操控,实际被告自2008年之前一直盈利,2009年开始原告才自报亏损,第三人有合理理由怀疑出于自身非法目的而故意将公司做成亏损,因此对于原告单方出具的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不予确认,也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实际并未真正构成严重经营困难。四、原告在第一次向法院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中,在法院主持调解下,原告和第三人曾达成调解协议,同意对被告公司财务进行审计,但事后原告却不予理睬,单方擅自进行了审计。五、原告尚未穷尽所有解决股东纠纷的救济途径,不符合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综上,不同意原告解散公司的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系经工商核准于2004年6月29日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50万元,上海某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资13.33%,原告出资20%,刘某出资66.67%。被告公司章程第十九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二十条规定,股东会的首次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依照本章程规定行使职权。第二十一条规定,股东会定期会议每年6月份召开。第二十二条规定,四分之一以上的股东、执行董事、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第二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执行董事主持,执行董事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执行董事指定的人主持。第二十四条规定,召开股东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由原告担任。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三十四条规定,公司有股东会决议解散的情形的,可以解散。

  2005年2月,被告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变化后经工商核准的股东为原告和被告,各持有被告20%和80%的股权。并经股东会决议选举原告为执行董事,第三人为监事。

  2008年开始,被告未曾召开股东大会。

  2009年1月4日,第三人委托律师向原告邮寄了2008年11月17日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选举第三人为被告公司的执行董事,更换第三人为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章程修正案等。原告就该决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股东会决议。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上述股东会决议无效。

  2009年3月,第三人向法院起诉本案原告,要求本案原告返还被告的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财务章及所有权利证书等。该案审理中,第三人撤诉。

  2009年12月7日,第三人曾至被告公司,原告和第三人再次发生纠纷,经报警后平息了矛盾。

  2009年12月29日,原告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解散被告公司。审理中,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于2010年3月24日达成《调解协议》,约定:三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由三方共同委托审计机构对被告的财务进行审计,审计机构为上海某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范围自被告成立之时起至今,审计费用由被告承担,第三人有权随时了解审计情况(在审计机构同意情况下);待审计结果出来后,原告和第三人就原告股权的转让或者解散被告事宜另行协商或诉讼。之后,被告委托上海某某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被告自2004年7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进行审计。该所于2011年11月3日根据被告提供的会计报表出具了复会务(2011)第159号审计报告。

  以上事实,有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调解协议、审计报告和庭审笔录为证。原告还提交了解约通知、上海市社会保险暂停结算、恢复结算核定表、单位参加养老保险情况,因系复印件,第三人不予认可,且即使这些证据系真实的,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首先,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公司管理方面存在内部障碍,事实上,本案大股东即第三人曾通过提议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方式等就经营管理等作出决策,但作为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即原告怠于履行该行为,且原告也没有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定期召集股东大会,即使在审理中,原告亦表示除针对解散公司议题同意召开股东大会之外,不同意就其他议题召开股东大会,故长期以来未召开股东大会的过错本身在原告。其次,从被告的持股比例来看,原告和第三人的持股比例为20%和80%,故表决也未陷入僵局。即只要通过召开股东大会,被告的一切决策和管理机制都可通过股东会决议确定,并不因此处于瘫痪状态,经营管理也不会发生严重困难。再次,被告系各股东协商一致,为实现经营目的而成立的公司,股东会是各方股东利益交流的平台,各股东完全可以通过在股东会上就审议事项充分发表意见来反映其意志。从本案来看,实际是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矛盾后,原告没有履行召集股东大会的义务。第四,对于被告两股东之间相互的指责和矛盾,原告负有一定的责任,由于原告不予配合,使得不能及时形成股东会决议,使公司经营管理不能得到有效调整,且相互之间形成多次诉讼,这实际也对被告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并导致股东无谓地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故即使被告的经营现状为亏损,只要股东双方相互配合,被告的经营状况完全可以正常进行。第五,原告作为被告的执行董事,应当对股东会负责。即使如原告所述,被告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人员已经全部解散,其作为被告的执行董事,亦有相当的过错。在持有被告80%股权的大股东即第三人对上述停业情况并不知情,也不同意解散公司的情况下,原告不能以公司实际已经停业的理由来解散公司。最后,关于原告、被告和第三人签订的《调解协议》中关于待审计结果出来后,原告和第三人就被告股权的转让或者解散被告事宜另行协商或诉讼的条款,从该文意可以看出,双方对股权转让或解散公司仍有争议,需要协商或诉讼,并非如原告所述要么股权转让,要么解散公司的意思表示。现在原告和第三人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本院仍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依法作出审查。

  另外,针对第三人提出的对于原告和被告主体异议的问题,因原告在相关诉状和委托书上均进行了签名,且第三人并无相反证据否定上述签名的真实性,故对于第三人对原告的起诉提出异议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第三人对被告在委托书上的公章没有异议,故本院确认上述文件的真实性,第三人对于被告的主体资格的异议,亦不能成立。

  综上,原告要求解散被告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300元,公告费260元,合计18,560元,由原告刘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